答案

A
解析

1962年8月15日，雷鋒同志在遼寧撫順市不幸因公殉職，年僅22歲。毛澤東于1963年2月22日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的手跡，掀起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向雷鋒學習的熱潮。此后，每年3月5日便成了學雷鋒紀念日。
擴展知識

雷鋒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一種積淀，是一種隨著時代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精神。雷鋒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精神，那種干一行愛一行，立足崗位艱苦奮斗的螺絲釘精神，那種對同志、對群眾像春天般溫暖，舍己為人，助人為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是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必須大力發揚倡導的。

紀念日民調現實意義引深思

中國社科院不久前發布的一項針對7城市居民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社會總體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已不滿60分，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學雷鋒日”，我們在提倡雷鋒精神的同時，發現“幫忙”在現實中也因為信任問題遭遇了不少尷尬。你認為是什么原因讓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在當下我們該如何繼續發揚雷鋒精神？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對10364人進行的一項題為“你覺得陌生人間的信任度降低了嗎？”的調查顯示，82.6%的受訪者認同“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這一說法。69.2%的受訪者表示，“欺騙造假，使社會整體誠信度降低”是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67.2%的受訪者表示，在當下增加陌生人之間的互信、提倡學雷鋒更有現實意義。

受訪者中，90后占12.0%，80后占51.3%，70后占25.4%。

69.2%的人認為人際失信的原因在于“欺騙造假，使社會整體誠信度降低”

山西大同的李聞娟前幾天去銀行還信用卡，準備離開時，遇到一個大姐問她怎么查詢余額。“她說著就把卡遞給我，想讓我幫她塞進插卡口。我下意識地不敢碰那張卡，好像那張卡會咬我手一樣，并且警覺地和她保持一定距離，只遠遠地指導她操作。她問我該點屏幕上哪個鍵，我也不敢靠近，扔下一句‘跟其他機子差不多’就匆忙離開了。”

李聞娟事后想這件事，覺得自己當時表現得有些冷漠，“我其實很難過，也很想幫助她，但更怕是陷阱，惹上麻煩。”

實際上，誰都有遇到困難的時候，當社會整體的信任度下降，每個人都會是“人情冷漠”的受害者。李聞娟自己也有一次很“無助”的經歷：她在回家的路上手機被偷，跟家人失去聯系，想跟別人借手機往家里打個電話卻遭到拒絕。“盡管很心寒，但我理解那個不幫助我還懷疑我的人，因為我也懷疑過別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就是這樣蔓延開的。”

本次調查中，針對社科院“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這一結果，82.6%的受訪者表示了認同。

是什么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缺少互信？調查中，69.2%的人認為是“欺騙造假，使社會整體誠信度降低”，66.1%的人覺得是“缺乏誠信，使人們的防備心加強”，57.0%的人感覺是“物欲橫流，人們做事只講究利益”。其他原因還包括：“法制法規尚未做到完善透明，失信成本較低”（42.8%），“傳統倫理松弛，仁義禮智信的倫理教養被普遍忽視”（39.6%），“現代化、城市化程度加深，熟人社會變成生人社會”（32.9%），社會事件影響了人們的信任期待”（24.8%），“文革期間歷次政治運動破壞了人們的信任基礎”（17.1%）等。

浙江臺州的一位受訪者說：“我本身不喜歡麻煩別人，也比較膽小。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樣，并非不相信陌生人，只是覺得無故接受別人的幫忙會欠人家一份情，加上社會上確實有一些毫無道德觀念的人，所以很多人就會對陌生人心存疑慮。”

“盡管如此，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我還是很愿意伸出援手去幫助他們。畢竟我們不希望看到‘小悅悅’的悲劇重演。其實這個社會還是好人多點。”他說。

調查中，在自己遇到困難時，20.1%的人會因為不信任而拒絕陌生人的幫助。僅19.6%的人表示不會這樣做。54.6%的人表示要“看情況”。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陳文江指出，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形成了以單位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社會，人與人的同質性增強了彼此間的互信。但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人口流動加強，原住居民與流動人口間異質性顯著，從心理上說，加劇了人們對人際關系不確定性的不安，影響了信任；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打破了原來講究“公平”的社會制度，“比如，原來工廠里的處長可能就住在我家樓上，現在可能都去住豪宅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顯現，而新的價值標準并未確立，社會評價體系卻開始向“利益”看齊了。

陳文江說，產生信任危機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本該退出市場的政府還在干預資源分配；本該制定標準、有序競爭的企業卻在唯利是圖；本該建立準則、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卻在利益漩渦中“尋租”。這些都造成了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對企業產品的不信任、對社會秩序和價值標準的不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帶頭在改革中建立公信力，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就不會提升。”

49.3%的受訪者表示遇到陌生人有難處，還會施以援手

元宵節晚上的經歷，讓浙江杭州的竇女士至今心緒難平。當晚11點左右，她騎電瓶車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輛摩托車撞上了路邊的石墩，3名年輕人都受傷倒在地上。“我過去看時，那個姑娘傷勢很重，呼吸微弱，就趕緊把她抱在懷里，喊她千萬不要睡。后來有一位警官加入救援。我們大聲呼喊，讓過路車輛停下來幫忙，結果過了很多車都沒停。”竇女士說，當時那位警官還說要把警官證押給過路司機，借車送傷者就醫，也未獲同意。最后還是120來了，將傷者送到了醫院。

竇女士說，當天回家后心情很復雜。“在生命面前，任何人出于良知，都應該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救人于水火。雖然有可敬的警官和幾位好心人，但更有不少人毫無同情心，直接駕車離去，真讓人氣憤。”這件事給竇女士的觸動很大，“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以后遇到陌生人遇到困難，一定要第一時間伸出援手。”

調查中，41.8%的受訪者表示曾遇到過“熱心幫助別人卻遭到拒絕”的情況。但當問到“遇到陌生人有難處，是否會施以援手”時，仍有49.3%的受訪者表示會幫忙，其中9.5%的人會“毫不猶豫地幫助”，39.8%的人會“心存疑慮，但會試著幫忙”。20.4%的人“想幫忙，但怕上當受騙”。24.3%的人會“視情況而定”。僅有4.1%的人會選擇“離開”。

在地鐵、火車站等人員集中的地方，常常會遇到一些自稱遇到困難的人，說自己“錢包被偷沒錢回家”、“為母親籌醫療費”等，讓人心生憐惜。面對此情此景，你是幫還是不幫呢？“對這些事，我現在根本不信，這些人都是職業乞討者，我才不會把錢隨便給他們呢。”在某外企上班的李小姐說。

在深圳一家房地產企業工作的翟先生告訴記者，他有一個朋友在車站遇到一個背著小孩的婦女，說沒錢回老家，朋友看她們可憐，二話不說就掏出身上原本要用來交學費的幾千塊錢。但事后她跟朋友們說起這件事，卻沒幾個人稱贊這一“義舉”，反而覺得她被騙了。

翟先生認為，不信任陌生人主要是因為沒有安全感。“現在社會治安環境并不理想，再加上媒體對犯罪事件的過度渲染，就會加重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陌生人間的冷漠不打破，過度設防，將導致什么后果？調查中，69.5%的人認為將會“加劇人情冷漠，以致出現‘老人跌倒街頭無人敢扶’的社會怪象”，63.7%的人表示會“影響正常的人際和諧”，45.4%的人認為會“影響社會進步和文明建設”，43.8%的人指出會“加大社會運行成本”。

59.6%的人期待健全法律法規，嚴懲欺詐者和背信棄義者

在誠信缺失的當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日益突出，調查中，67.2%的受訪者表示，增加陌生人間的互信，提倡學雷鋒更具有現實意義。

構建陌生人間的信任感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受訪者紛紛支招，排在前三位的建議是：“健全法律法規，嚴懲欺詐者和背信棄義者”（59.6%），“加強倫理道德建設，讓人們重拾仁義禮智信”（58.3%），“建立健全社會誠信體系，提高失信成本”（50.0%）。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康之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信任。農業社會是一種熟人社會，人們之間的信任是一種“習俗型信任”，是熟人之間交往的規矩。而當前，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期，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轉變過程中，熟人社會中的“習俗型信任”表現出逐漸衰減的趨勢。“這時，我們不能只顧悲嘆‘信任度下降’、‘誠信缺失’，這其實是對既往逝去社會的感嘆。社會轉型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城鎮化的結果也必將是陌生人社會。”張康之表示，積極重建信任才是當下應該重點關注的內容。

張康之說，在工業社會，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主要是以規則為中介建立起來的，這時候需要建立一種“契約型信任”，即加強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沒有制度的保障，‘學雷鋒’的承諾就有可能變成一陣風。”

“實際上，我們也不要對社會信任太過悲觀，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際之間的信任有著相應的自我完善的形式。”張康之說，我們逐步走向后工業社會，可以稱作“網絡式陌生人社會”，雖然人們之間直接的交往并不多，但是社會傳播使得人們之間信息更多地實現共享，陌生人之間可以因此實現相互了解, 而且可以達到“熟人社會”中無法達到的理性化的了解。比如，你在網上購物時，盡管你沒有跟店主見過面，也沒法直接接觸商品，但是可以通過評價體系來幫助自己作出判斷，這樣人們之間交往的成本會大大下降, 而且交往風險也會最小化。

當然，社會的自我完善離不開每個人的貢獻。增強互信，利人利己，社會才會和諧發展。本次調查中，對于如何重建社會信任，受訪者的建議還有：“從自己做起，主動相信別人”（46.5%），“政府帶頭提高公信力，打造誠信社會”（45.2%），“增加對行善者的鼓勵，讓好人有好報”（45.1%），“媒體多傳遞人際互信等正能量，營造溫暖的社會氛圍”（42.5%），“反思‘文革’等運動式思維、做法，建設溫和文雅的人際秩序”（2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