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加劇教育內卷，“教育內卷”不只是最近我們口頭上的熱詞，也是我國教育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曾經只在沿海城市試點的“中考五五分流”政策近年來在全國推廣，但卻似乎加劇了教育內卷，具體原因是什么？請見下文。

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加劇教育內卷

曾在沿海少數城市試點的初升高五五分流政策，近年來逐步向全國各地推行，越來越多地區將普高與職高的學位數量配置成大約一半對一半，這是應對經濟社會新變化而推出的改革措施。

不過，一些人期待這一改革減輕普通高考競爭壓力，甚至寄望于它緩解應試教育的弊端，則是不現實的。受傳統文化、經濟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五五分流政策在中期內很難取得其師法對象——德國那樣的效果，短期內則有可能成為加劇教育“內卷化”競爭的因素。理性認識到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差異，不斷微調完善政策，改革的長期目標方可能實現。

德國是公認職業教育最成功的國家，其學生在小學四年級（10歲左右）即進行分流，分別進入主體中學、實科中學、文科中學。三類中學教育的側重點不同，1952年，主體中學吸納了80%的同齡人，是初中教育的“主體”，目前則占1/4左右，此類學校學生畢業后主要參加職業培訓然后從事藍領崗位工作。實科中學介于主體學校和文科學校之間的，部分學生轉入文科高中上大學，另一部分學生畢業后進行職業培訓，從事藍領工作。文科中學分成初中和高中兩階段，經考核進入高中階段學習并畢業的一度全部可直升大學（目前只是大部分能直升），不能升上高中階段的也走上職業培訓發展之路。

單從分流時間來看，中國學生要到15歲，比德國晚5年，因此德國的分流似乎更加殘酷，但它卻沒有引起內卷化競爭，德國大學前階段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遠低于東亞國家，也低于美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10歲分流基于一個理論：人的智力、性格傾向、優劣點大致此時基本確定。總會有一定比例晚熟學生以及興趣認知突然發生變化的人，但因為三類學校之間有相對便利的轉換渠道，孩子可以十歲定職業終身，中間也有反悔的機會，故而小小年紀分流并不會有什么特別壓力。

更重要的是，德國沒有科舉文化負擔，學業成績與智力、能力、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度遠遠低于東亞國家，選擇職業教育成為一個藍領人并不意味著在社會地位上低人一等。同時，職業教育與制造業間形成了良性互動，優質的技術工人提高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制造業的競爭力又反過來有條件為藍領工人提供不顯著低于專業人士的收入，確保了其經濟地位。總之，德國沒有發生教育內卷，是因為個人接受教育所要達到的最終主要目標——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不因普教、職教而產生兩極分化。在這種情況下，十歲左右的學生就不必犧牲自己興趣和個性去適應劃一的教育，自然不會出現與應試教育相關的嚴重問題。

形象地說，德國三類中學雖然主要根據學術分數進行分類，但它們并不是嚴格的金字塔形或梯級的，而更多地像平行線。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則與此有明顯差異，等級社會傳統、簡單粗暴地使用學術分數來進行分層的機制，決定了普高與職高之間不是平行關系而是優劣等級關系，很少有學生出于興趣主動選擇職高，大多數是被分數這把篩子篩到職高的，而五五分流的學生，其日后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整體上也有比較顯著的差異。

在一個等級觀念濃重和科舉文化傳統深厚的社會里，五五分流意味著一次重要的身份判決，進入職高某種意義上是被拋離了，進入更高社會階層的希望瞬間變得渺小。以前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說法，人生決戰在高中最后一兩年，現在則提前了三年，加上幾乎以學術分數為唯一考核標準，刷題和應試教育日益嚴重、日益向低齡延伸成為必然。那些經過打拼好不容易提升了自己社會階層的城市中產階級，難以接受自己孩子再次出現階層滑落，在這種困境中，瘋狂地參加補習班、刷題，不惜用數代人的積蓄換取一間學區房等現象都毫不奇怪地出現了，它們注定會一次次對隔靴搔癢的“治理”進行無情的嘲諷。

筆者并非否定提高職教比例，職教毫無疑問是未來的方向，筆者要提醒的是不能脫離文化社會環境動輒與德國類比，更提醒人們不要寄望于五五分流能減輕教育內卷。長遠來講，我們要創造更公平、平等的環境，減輕階層經濟社會地位上的差異，打造普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競爭力，讓這些行業就業人員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消除等級文化，讓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受到尊重，這才是消除教育內卷化的根本途徑。

政策層面，五五分流后的普高和職高之間不應完全隔絕開來，在課程設置和身份轉換上，普高與職高、普通高校與高職之間互通的渠道要擴大些。德國1994年數據顯示，早期分流到實科中學和主體中學的學生中，大約有12.5%-15%獲得了普通大學的入學資格。如果中國兩類教育體系之間的轉換渠道達到或超過這一比例，或許有助于減輕家長的焦慮，降低內卷化競爭的激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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